积极发展核电是保存核工业体系的需要。
　　核电厂对于培养核人才、促进核科研、发展核设备、保存核燃料生产能力，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因此，核电产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。发展核电产业不仅仅是经济需要，更是促进整个核工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。

　　积极发展核电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。
　　上世纪50年代，我国电力工业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方针是“水火并举”，80年代改为“大力发展水电，积极发展火电，适当发展核电”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火电比重一直处于80%以上的高位，装机比重由1970年的66.2%上升到2002年的74.5%，其中煤电比重一直超过77%。尽管水电发展也较快，但发电比重还是由1970年的17.7%下降到2002年的16.7%，装机容量由33.8%下降到24.1%。在新建了几个大的核电站之后，核电占一次能源生产的比重仅为0.24%。2002年，发电量和装机容量的比重才分别达到1.57%和1.26%，在拥有核电的国家中是最低的。我国是继美、英、法、前苏联、加拿大和瑞典之后，世界上第七个能自主设计和建造核电站的国家，核电的发展状况与我国核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。
　　严重依赖煤炭的能源消费结构加大了能源供应风险。一方面，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，但探明程度很低，煤炭总资源量的探明储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5.3%，相当于OECD国家的22.5%，相当于美国的10.2%。另一方面，单一的能源消费结构难以平抑能源价格波动。国际煤价2000年开始止跌回升，并一直以较快的速度上涨。国内企业也作出反应。山西省的煤炭净出口占净输出的比重由2000年的7.2%上升到2002年的15.5%。由于电煤采取政府管制价，非电煤实行市场价，电煤供应形势更为严峻。煤炭供应持续紧张，市场价格大幅上涨，使得很多煤炭企业因为合同电煤价格太低而毁约。近期在秦皇岛召开的煤炭衔接会由于供需双方分歧太大而匆匆散场。五大发电集团在会上只签下不到原定量一半的计划内电煤，签下的合同平均价格涨幅也远高出发改委原定的8%的幅度，而且很多合同上注明“随行就市”。如果真的按合同执行，很可能使电煤出现“有价无市”的状况，形势非常严峻。
　　降低风险的办法是发展多种能源，改变当前严重依赖煤炭的能源消费结构。从我国的替代能源资源看，积极推进核电是最现实的选择。我国人均石油和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分别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0.0%和5.0%。生物质能、地热能和潮汐能目前应用还非常有限。太阳能的利用近年来在世界上增长很快，潜力很大，但目前发电成本仍然较高，大规模商业应用尚需假以时日。水电资源尽管比较丰富，但已探明储量到2020年也最多只能提供2亿千瓦的装机。我国风能资源也较为丰富，但是分布集中，并且开发利用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。

　　积极发展核电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
　　当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对环境的破坏严重。仅以大气污染情况为例，我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。虽然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明显下降(1990-2001年下降了52%)，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却从1980年的3.94亿吨碳增加到2001年的8.32亿吨碳。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。据国家环保局统计，目前中国二氧化硫污染产生的酸雨危害面积已达到国土总面积的30%，全国年均降水PH值低于5.6的城市地区已占全国城市面积的70.6%，我国已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。由于较严重的环境污染，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，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了较明显的损害。造成大气质量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，以及没有对煤炭利用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，仍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。
　　《京都议定书》的内容是实现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的第一阶段安排，所以只涉及工业发达国家。但是，中国经济发展“不受外来干扰”的时间只有十几年。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计算，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10年将降到32%，2020年进一步降到29%；目前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将达到全球排放总量一半以上。可以预料，在接下来的谈判中，发达国家将会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相应的义务要求，而中国必然成为其关注的重点。

　　积极发展核电可拉动经济增长、促进结构升级。
　　核电产业不仅仅指“核”，也不仅仅指“电”，而是指与核电站的系统设计、设备制造、施工建设、调试营运有关的产业链条中的主要环节组成的产业群。通过核电站的建设，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，促进国产化能力的提高,更重要的是通过核电设备的制造，使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有一个明显跳升。因此，关联面较大的核电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、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的难得的驱动项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