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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振渠在接受《中国能源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:“二恶英定性是有毒的,但是定量分析更为重要,因为事物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砒霜有毒,使用不当会毒死人。但有造诣的中医,可以把砒霜作为一味中药治病,关键是掌握其含量。如果不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可以解决垃圾问题,那最好不过了。但问题的关键是垃圾焚烧发电成为当下处理垃圾最有效的方法。目前我国二恶英控制执行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欧盟标准—0.1ng-TEQ/Nm3,正在运行的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恶英排放量为0.038ng-TEQ/Nm3,上海御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.018,天津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.038,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.056,深圳南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.031,中山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.049,江苏太仓垃圾焚烧发电厂为0.067。这些数据都是国家核准的监测单位监测的,因此,就运行实践而言,对二恶英排放量低于0.1ng-TEQ/Nm3应该有信心。我们以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,执行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标准,公众是否可以考虑理解接受?”
2 争议背后是信任缺失
政府监管不到位、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低,导致了公众对垃圾发电的信任缺失。
垃圾发电设施引发的争议不断集中暴发,有着城市建设设计丰富经验的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院长徐文龙接受《中国能源报》采访时表示,这一方面和群众健康和环境意识不断提高有关,另一方面也和政府监管不到位、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低有关,这导致了公众对垃圾发电的信任缺失。
“目前监管不到位是造成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。”徐文龙对《中国能源报》记者表示,在我国,涉及垃圾处理的主管部门有4-5家。其中焚烧发电属于新能源,归发改委主管;而从行业主管部门来说,则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;处理设施的建设需要占用耕地,不能侵占基本农田和土地,涉及国土资源部;从环保排放角度看,则是环境保护部;如果是其他垃圾处理方式,如生物堆肥处理,还涉及农业部门。部门众多,部际协调效果还未实现统一。在许多城市,垃圾并没有做到“无害化”处理;收集无序或是生活垃圾随意堆放,在广大农村更是随处可见。
“新建的垃圾处理设施都需要从选址开始规划”,徐文龙表示,合理选址应该在相关城市规划中得到体现。之所以一些城市垃圾发电厂周边居民出现过激行为,和当地政府不能有效执行规划有关。出于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开发的利益诱惑,很多房地产项目是后来才建在垃圾发电厂周围的,并不是先有了居民区才建设发电厂。此外,发达国家在建设垃圾发电厂时,一般先论证,然后才建设,论证往往要经历5-10年时间,他们在选址时主要考虑二次污染控制的容易程度,要做到在同样环境保护条件和效果下,所选场址对居民影响最小。另外,即使二恶英控制在安全标准以下,居民还是不愿意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周围建上一座垃圾发电厂,这方面可以考虑对附近的居民给予适当的经济补贴。
3 “李鬼”带来的冲击
披着“可再生能源”外衣的垃圾发电厂却变成了“以煤为主,垃圾为辅”,凭借优惠政策,拿着政府补贴,其实是国家明令淘汰的“小火电”。
按照生物质发电相关政策,垃圾焚烧发电不仅可以被电网企业全额收购,而且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,即在本省脱硫燃煤发电机组标杆发电价基础上加0.25元/千瓦时。然而,本意是鼓励垃圾减量处理、发展清洁能源的补贴政策,如今却引起了有关部门和业内人士的质疑。
“采用流化床技术的焚烧发电企业,以往是为了提高焚烧效率,需要向垃圾中添加一些煤、油等辅助燃料”,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告诉《中国能源报》记者,如今一些披着“可再生能源”外衣的垃圾发电厂却变成了“以煤为主,垃圾为辅”,凭借优惠政策,拿着政府补贴,其实是国家明令淘汰的“小火电”。
“国家给予焚烧发电补贴,本意是鼓励采取焚烧方式处理垃圾”,徐海云表示,处理垃圾是第一位的,毕竟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,填埋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。对于垃圾发电企业来说,既可以得到政府给予的垃圾处理费用,又可以得到发电上网的收入和补贴。同秸秆发电需要购买原料相比,垃圾发电不仅可以“免费”拿到原料——垃圾,而且还能从市政部门那里得到处理费。此外,垃圾发电属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,可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,并能享受所得税减免的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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